英国《卫报》网站5月13日文章，原题：中国如何教育非洲——这对西方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旧时代”的传奇文学中，学习是绕过阶级制度的唯一途径。中国帝王时代每年举行的科举，使最贫寒的臣民都有机会摆脱贫困和封建地位，成为一名官员。后来，学习开始集中于大学，高等院校声望日浓，变得具有象征意义。读大学成了出路。 2008年，中国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出的最初援助方案，增加了大学这个没人注意的内容。中国将大修公路和铁路，以及建造大量诊所、学院和大学。这样的方案闻所未闻，将大大增加受教育人口，从而改变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地区。西方对此十分警惕，觉得中国在非洲中部地区的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 西方的援助向来以初级教育为重，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说明其认识到基础能力之外的东西。中国知道，教育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同时也认识到，在欠发达地区一张大学文凭所带来的心理基础。从大学毕业就证明此人逃离了贫困的结构性藩篱对其理解和审视世界的限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已重归“基本需要”模式——即强调干净的水、住房和类似的东西。这些目标不仅仅是一连串要达到的标准，也意味着某种限制——在确保不致陷入不发达的同时，使非洲不能挑战西方。 西方提供援助不是为培育竞争对手。中国人亦然。但中国作为西方竞争对手的形象，极具吸引力。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技术发达的国家，因此成为可供效仿的楷模。在非洲，这意味着生产、工业化和选矿的权利。 如果中非企业合资存在可能，那么双方在南非的汽车制造业有望合作。因此，当西方警惕地注视当前中非关系时，它应注意，现在只是第一阶段，将来可能的第二阶段会更令人担心。这个阶段不能造成非中竞争，但能在某些领域造就非洲与西方的比拼。比如，咖啡和可可的加工不会给中国企业带去麻烦，但会动摇欧洲的加工厂。（作者斯蒂芬·陈，乔恒译） |
